东西问·人物|《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谁说中国没有童话?

做起事来丢三落四的“没头脑”,别别扭扭、让他往东他偏往西的“不高兴”,这两个诙谐幽默的经典儿童文学形象自1956年诞生,如今已66岁。而将这两个形象创造出来,让他们陪伴了几代人的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今年5月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在这个年纪,他仍然没有停笔。

去年,他退休前曾供职多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任溶溶译文集》,共二十卷,近千万字,收录了原著已进入公版领域的任溶溶主要译作,这还仅是他全部译著的50%。

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说:“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可惜很少有人记得。”任溶溶无疑记得,而且,这个“孩子”一生没有离开过他。任溶溶说了很多次:“我写儿童诗,很多的创作都在写小时候的自己。”

童年是一个作家重要的创作母题,出生于1923年的任溶溶那时叫任根鎏,生于上海虹口闵行路东新康里一处沿街的两层楼上,父亲开了家纸行,专门卖进口纸,家境殷实。5岁时,他随父母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老宅,一待10年,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岭南度过。“散漫”的童年时光,他大部分时间用来看“杂书”,既有旧式“打来打去”的武侠小说,也有“四大名著”,但他不喜欢《红楼梦》,《三国演义》也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诸葛亮一死,他也就不爱看了。和这些书相比,最吸引他的是两本译作: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和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只是那时,他还不清楚这种极富魅力的作品叫童话,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亲手把这些经典童话再翻译成中文。

初中,他返回上海进入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学校念中学,大部分课程用全英文讲授,因此,他在中学就打下了牢固的英文基础。后来以一人之力完成《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的翻译家草婴是他的中学同学,他跟着草婴学了一阵俄文,觉得有兴趣,干脆请了一位侨居上海的俄罗斯人当家教,学通了俄文。

1940年,他和两个同学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为防止被家人找到,他按照出发的日期10月17日,将名字改成了“史以奇”,带他去的干部说,姓就不要改了,于是之后的几年,任根鎏成了“任以奇”。他在苏北编《战士报》,写标语,教唱歌,也打过一些小仗,还经常能看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可惜一年不到,他就患上重病,只得返回上海治病。病愈后,他考取了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

任溶溶大学毕业那年,抗战胜利,即将创刊、发表反法西斯战争报告文学、小说及新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新文学》杂志激发了他投稿的欲望,他尝试翻译了一篇土耳其童话《黏土做成的炸肉片》送去,没想到竟发表在1946年1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正巧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见他能翻译童话,就向他约稿。

为了找选题找资料,任溶溶到处去找可供翻译的外文原版书。那时,在南京路惠罗公司旁,有一家“别发洋行”,里面出售的儿童外文书琳琅满目,尤其是迪士尼公司出版的童话书插图精美,让他沉迷其中。这时,时代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得知任溶溶会俄语,也请他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自此,《小鹿斑比》《小飞象》《亚美尼亚民间故事》……他一篇接着一篇,一本接着一本,越译越觉得有意思,再也“不可自拔”。

1948年,在翻译出版《里马斯叔叔的故事》时,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带给他极大欢喜,于是他署上了女儿的名字“任溶溶”作笔名。以后,碰到自以为得意的作品,也署上“任溶溶”,久而久之,这个笔名影响力越来越大,他自己竟线年,任溶溶进入刚成立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任译文科长,后任编辑部副主任,负责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除了经典英文作品,他还翻译了大量苏联儿童文学。

各类经典童话翻译得多了,一些形象和情节在他头脑里自己跑了出来。有一次在少年宫和小朋友一起,他用自己生活中的经历编起小故事。任溶溶小时候常常糊里糊涂、丢三落四,好像个“没头脑”,他的儿子当时正处于刚刚萌发自我的年龄,妈妈让做点什么,总说“不高兴”。任溶溶讲的时候,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当时的《少年文艺》杂志出版社听说了,让他干脆写下来。196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动画片,成为中国幽默夸张类童话中最成功的经典之一。

儿童文学评论家孙建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受到近代特殊历史背景和“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相对沉重的现实主义主题,教育的功能性比较明显。《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如果单独看,也许只觉得有意思,但将其放置于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就会发现,其中的幽默品质和游戏精神,不要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便是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中也是稀缺的。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陈力强认为,这与任溶溶的天性以及极早翻译众多经典外国童话的文学视野分不开。任溶溶曾经在很多场合讲过Nonsense的概念。这个概念源于西方童话,Nonsense文学并不试图告诉读者什么,教育读者什么,它往往只是一种游戏之作,而且不遵循事物常理,以丰富的想象、怪诞离奇的情节和谐谑取胜,其最富代表性的作品是《爱丽丝漫游奇境》。可以说,在《没头脑和不高兴》出现之前,中国没有Nonsense类型的作品。

任溶溶曾说,对成人,nonsense可能没意思,但对儿童来说,nonsense不只有意思,而且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存在。任溶溶在那个年代相当先锋的思想,使其原创作品跨越了时代,直到今天仍受到小读者的喜爱,而那些经由他译笔才得以降临中国的童话人物,也为后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打开了眼界。

宽广的视野和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智慧与才华,给任溶溶的译作打上了鲜明的“任氏”烙印。作为一个从小在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大学毕业论晚清四大小说家研究的人,他完全有能力卖弄文采,可是在他的译文中却看不到任何纯文学教条的影子,更不会“掉书袋”。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魏育青眼中,任溶溶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既注重儿童文学中语言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又带着一种特别的韵味。既然是给中国的孩子看的,他在翻译世界儿童文学时做了相当多处理,但又非常注重把外国的文化要素带进中国,两方平衡。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任溶溶进入译文社工作直至退休。几十年间,他专心于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诗创作,先后翻译了《长袜子皮皮》《彼得·潘》《假话国历险记》《小熊维尼》《夏洛的网》等数以百计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80岁时,他还新译了近百万字的《安徒生童线岁时,还在创作并出版儿童诗。2012年,任溶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9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他对儿子任荣康说过,他这一辈子深爱童话,因为从童话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他选择把自己的一生也看作童话,那么在经历苦难时就同样可以快乐,因为可以相信前面是光明。

他从不轻视儿童,认为儿童可爱又了不起,他更反对轻视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蕴含大道至简的哲理,可以将世俗功利的人生,变成审美化的人生,让人从艰难困苦中寻出美和趣味。

2004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没头脑和不高兴》单行本时,任溶溶为大读者和小读者都写下一段话。他对小读者说:“这本书当然是献给你们的,我一辈子就是为你们写书。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他对大读者说:“你好,祝贺你长大成人了!不过我也有一个希望,就是你们小时候读我的书,如今觉得我没骗你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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